曾宪九夫妇在美国与儿子曾泓合影

    榜样 原则 为人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影响几乎完全是榜样的作用。我并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你应该如何如何做”的话，所以当他的学生们谈到他的教导时，我总是有点羡慕。换句话说，他留给我的是一系列的现象、一堆谜团，我必须从中悟出自己的结论。观察和思考是父亲最擅长的，这也许是他对我的观察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培养吧，毕竟这是做科学工作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不随机遇来发展自己。他的自我定位是“外科医生和学者”，他的一生轨迹证明他一直是忠于这个定位的。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他的正面人生态度。我不记得他曾长篇大论的埋怨人和事，最多只是一声叹息。
    科学思想
    我对他最感兴趣的，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当面交流的，是他的医学科学生涯。我完成学业开始走上科学研究之路时，父亲已经不在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的观察和思考。他的新传记为我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素材。
    我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他的科学选题。我们知道选题是洞察一个科学家风格和能力的窗口。所以我研究了一下他在肝移植和胰腺癌上的选择。我这里只是和大家交流一些初步的想法，以促进讨论。我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肝移植和胰腺癌的文献。从文献数量和引用情况看，这两个领域在那一段时间都可以算作是新兴领域。肝移植的文献量比胰腺癌的要大不少,所谓可见度更高。
    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会选胰腺癌。我觉得父亲选胰腺癌主要是考虑协和外科在这方面会更有作为,从全国大局上也更有利,毕竟美国当时也只有科罗拉多州的Starzl 一人一地在做。现在我还很难说他预见到胰腺癌更难突破。现在肝移植的生存率比胰腺癌高很多，但这并不能用来分析家父当时的考虑。
    第二个问题是，他当时为什么不选择肝移植。从当时肝移植先驱的报道中可以感到身体对异体排斥是移植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不是外科学科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免疫学科的进展。这就涉及到科研中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即一个领域的进展受另一领域进展程度制约的问题。在当时看肝移植有受免疫抑制剂研发的制约的可能，但这种现象发生在突破胰腺癌治疗（主要是早期诊断）上不那么明显。
    父亲当时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我会继续这种科学寻根，也期望有机会和前辈们交流。